自上世纪90年代初负笈杭城踏进浙江中医学院（现已更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大门托命中医开始，在我所经历的十余年中医生涯中，聆听过、感动过、沉思过。杏林前辈们对于中医的执著情感，流淌于他们周身的血管，然后化作一腔激情澎湃的动力，承载起历史和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使命、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使命以及中医前进的继承与创新使命。所有这些使命，都是中医业医者代代庚续的使命。而在我所受业的众多老师当中，有一位老师，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言传身教，总时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那，就是我的中医启蒙老师范永升教授。

　　———“大医医国，其次医疾；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在第一堂《中医基础理论》课上，范老师就这样鼓励我等同学少年，“所以，你们不仅要学好中医，更要肩负起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使命”。

　　实不相瞒，入中医学院初涉岐黄之时，我甚至还不明白中医两字的表层含义。《中医基础理论》这门课，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我通向中医圣殿的雄伟大门。正是在范永升等老师的引领下，我来到了中医的圣殿前。

　　当年范老师在第一堂《中医基础理论》课上，是怎样讲授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怎样讲授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唯物辩证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穿插于课间的“大医医国，其次医疾；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所以，你们不仅要学好中医，更要肩负起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使命”这段话，连同当初范老师讲解这一名言时的音容笑貌，犹依稀可鉴。而且，它在此后几十年中医文化的阳光雨露不断滋润下，慢慢扎入我的骨髓和灵魂深处。写作此文时，我特地翻开当年那本已经发黄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扉页上的“大医医国，其次医疾；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一课后用美工笔写下的名句，虽然我的书法实在不敢恭维，但白纸黑字、深沉有力。

　　后来知道，“大医医国，其次医疾；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前面部分出自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王符的《思贤》，后半部分则出自宋代大文学家范仲淹之笔。虽然两位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但他们都在表述着同一种意境、同一种追求。那就是历代无数中医传人所承载、所胸怀着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国主义情怀。也正因为此，秦汉以降，医官相通、医文相通、医他相通甚或完全弃医而从他业者不计其数。如曾任长沙太守的“医圣”张仲景、高就国子监司业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博通经史诸子佛道兼工诗文书画金石的明未清初著名医家傅山等，都是如雷贯耳、令人称羡的。

　　现在我想，只要心中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那么更新传统“居有常，业无变”的择业思维，未尝就不是好事，未尝就可以厚非。著名教育学家杨福家院士在一次复旦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就曾谆谆告诫即将挥别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在复旦学生的字典里，不应该有‘改行’两个字。” 所以，迎接瞬息万变的时代挑战，丢弃那种“桐油罐子装桐油”的思维定势,这既是社会的呼唤，也是时代的趋势。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范老师写在我毕业留念册上的八个大字，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要想真正肩负起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使命，“勤”乃不二门径，当然这也包含了老师对我走在中医路上的深情厚望。

　　在我当年临近大学毕业时，学校给每位毕业生发了一本毕业留言册，本子的前面几页是专门设计用于请老师留言的。我一共请五位老师写过赠言，其中三位老师在给我的留言中都书有一个“勤”字，足见此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在中医研习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范老师题写在我毕业留言册上的这八个大字，它实际上是在启发我：要想真正肩负起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使命，“勤”乃不二门径。

　　勤奋是医术精湛的前提，思考是行动成功的基础。作为对“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粗浅注释，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但“业精于勤，行成于思”这几个字是否还隐含着更深层的含义？“勤”的动力是什么？“思”的泉源在哪里？都是值得我们细细斟酌的。

　　翻阅中国医学史，无论是《淮南子·修务训》所载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还是唐朝名医孙思邈所倡导的医生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或者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评价吴江名医徐灵胎说“人但见先生艺精技绝，而不知其平素之事亲孝，与人忠，葬枯粟乏，造修兴梁，见义必为，是据于德而后游于艺者也”，都是对“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很好诠释，都是对传统大医所担负着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使命的最好礼赞。

　　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情况，医疗纠纷不断，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何在？我们的不少医生，是不是在“勤”字上出了问题呢？如果我们深入仔细地考察一下医师队伍，就会愕然发现：如今缺乏钻研精神、疏于业务的医生（当然也包括中医师在内），并不鲜见。讲价钱、讲经济效益的医生多了，精诚为医、无私奉献的医生少了，那种曾被无数医学传人视作自我生命一般珍贵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医者光芒，正在一些医生身上慢慢消逝。据说，在英国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一位无名医生的铭文：“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其中蕴含着的为人医者应当胸怀的人道使命和人性温暖，是不是也同样可以作为对“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更深层面的阐释呢？

　　———“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在跟随范老师临诊抄方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曾不下三次提到这句话。我现在明白，这其实就是中医师在承担起中医继承与创新的使命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大四期间，从1995年2月22日至1995年5月17日，是我利用业余时间跟随范老师临诊抄方的一个时期。此后，我把当时所抄的四个本子合订在一起，作为永久保存与参考学习。每当闲暇之时翻阅这一合订本，在我的耳边就会响起一种声音，那就是“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这一句话，在我当年跟随范老师临诊抄方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曾不下三次提醒我、教导我。现在我已经明白，这其实就是中医师在承担起中医继承与创新的使命中应遵循的原则。

　　我的老师，长期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其本人对于推动中医发展的所作所为，就是坚持“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很好榜样，值得我等学习效仿。他师古不泥古，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踏上工作岗位不久就倾心于中医的教育创新，思考如何让艰涩难懂的传统知识更为形象直观、更容易让初学者接受领悟。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范老师借用现代手段，开风气之先，在国内率先拍成了一部25分钟的“六因病症”的教学录像片，因其画面形象、解说通俗，深受学生广泛欢迎。他创新不离宗，长期以来，在紧张的教学之余，一直坚持对系统性红斑狼疮防治的深入研究，他以中为本、衷中参西，埋首书斋，神游于《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一大批传统中医经典，从中汲取营养，博采各家之长，采用中医“解毒、祛瘀、滋阴”三者结合防治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求诊者遍布世界各地。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继承与创新乃是中医前进的永恒主题。被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医家之一朱丹溪，毕十年之功精研《素问》，他在《格致余论》序中写到“《素问》载道之书也”、“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他还“治装出游，求他师而叩之”，足迹遍及浙、苏、皖，当他得知武林大医罗知悌后，乃前往“谒焉，凡数往返，不与接。已而求见愈笃，罗乃进之”，可见朱氏在继承上所下功夫之极、所得体悟之深。同时，朱丹溪通过自身的实践观察，勇于创新，破时人之成见，发前人之未发，创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临床颇具指导的滋阴学说。一部中医史，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刘完素、张元素、吴瑭等等，在中医发展的继承与创新上，无不如此。

　　中医前进中的继承与创新，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中医创新不能离开对原有中医精华的继承，中医继承也不能忘却对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及时吸收与消化，并对自身进行必要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只有这样，中医的生命才会充满活力，中医的发展才会生机勃勃。

　　综上观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责任的中医师，一定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勤奋敬业的人，一个愿为中医、愿为社会、愿为国家民族、愿为全人类的健康幸福而奉献青春、挥洒血汗的人。自然，这样的中医师，他肯定愿意，也肯定甘于、勇于，并且一定能够担负起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中医前进的继承与创新使命。（作者何永生，1968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主治中医师，2006年转到浙江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工作。）